“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安东看着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像惊醒一样跑了起来,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谢谢,也没有再见,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脏兮兮的阳光照亮了空房间,卢比扬卡的孩子原本靠在墙上,随后滑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闭上眼睛。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看你干了什么。
——
听见枪响的时候,人们仰头四处打量,寻找枪声的来源,不安地互相推挤。莱昂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动,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挤出了小巷,继续往码头跑去。你帮不上忙,不如赶快离开。
没有克格勃杀手从人群里冒出来追赶他,但安全起见,莱昂还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间简陋咖啡摊里等到傍晚。那是个四处漏风的棚子,带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渍。莱昂把自己藏在发黄的塑料防水布后面,每隔几分钟就紧张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码头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不然早就该出现了。一群码头搬运工爆发出粗野的大笑,把莱昂吓了一跳。一辆货车驶上匝道,轮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响,它拐了个弯,往仓库区去了。再等十分钟,他安慰自己,把手探进口袋里,握住那个小木盒。
路灯逐一亮起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咖啡摊,在仓库和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向海关办公室。最后一个开着灯的柜台正要关闭,但在莱昂摸出钞票的时候殷勤地重新营业了。注册在塞浦路斯的货船有十几艘,其中两艘的船主都是希腊人,但只有派翠西亚号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尔。
莱昂问他派翠西亚号在哪个码头,关员板起脸,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要求他出示证件,在莱昂递给他第二张钞票的时候迅速遗忘了证件的事。五十五号码头,他告诉莱昂,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先生?
暂时没有了,谢谢。
派翠西亚号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宽,黑色的海水拍打着水泥,发出令人不安的哗啦声。莱昂快步跑过跳板,甲板上空无一人,引擎室里亮着灯,他循着灯光走去,敲了敲钢制舱门。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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