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陈楼和几个朋友在场地上活动了几分钟,还没热好身就见一个中国负责人过来请求说,基地上有人打摆子了。
打摆子就是得了疟疾,中国算是无疟区,但是非洲却是高疟。陈楼来之前就备好了药物,这会儿要去取,才被告知对方已经用了青蒿素和止痛片。青蒿素对这个作用的确明显,只是副作用也大。陈楼有些不放心,拿了东西就要过去看看。正好同行的朋友看到,顺手替他挂上了一个口罩。
陈楼无奈的笑笑,却没坚持,于是歪歪斜斜地顶着口罩就进了那位病号的房间。
病号正要死不活地躺在床上,眉头紧皱,皮肤黝黑,然而下巴的线条流畅,挺鼻立目,是个颇为英俊的男人。
陈楼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想,嘿,小伙子长的不错。
等第二眼的时候又有些迟疑:这人看着怎么那么像谁呢?
他自己劈风斩浪地往前奔了这么久,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个人跟他一同重生回来,俩人五年前各奔前程,如今已经形同陌路。
陈楼最后也不知道那位是不是,翌日离开的时候,就听说那位已经好差不多了,一早开车去了赤几看另一个项目。陈楼一行也着急要走,于是给基地的同胞留下了不少驱蚊液和防蚊喷雾。陈楼又另外给了负责人不少粉色小药片备用,写上了适应人群以及预防和治疗时的用法用量。
他们这一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没想到,那个谁果真是那个谁——关豫再次回到基地是隔天中午。他原本只是去赤几边境的办事处落实一样事情,回来的时候却偶遇了一对认识的母女,于是顺道搭了对方一程。
说起来他和这对母女的认识也颇有戏剧性,当初关豫踏上的非洲土地的时候,再怎么有心理准备也被吓到了,贫穷,战争,疾病,偏见……他们当时的基地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单人行动,晚上不能出门,基地的大院六点落锁,九点之后院子里就开始放狗同时给院墙的电网通电。
关豫虽然自请的外派,但还没有没事送死的觉悟,每天有工作就忙没工作就窝在宿舍里,直到他在一次外出途中突发疟疾。
那天他孤身一人,远离基地,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救。
在他痊愈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关豫总会忍不住问自己,假如易地而处,他看到发病的陌生人,会像那对黑人母女一样借车送他到基地吗?
答案是不能。
他家虽然不是世代经商,但是从小恶濡目染,他比同龄人的风险意识要强得多,看到类似事件的第一反应的确是如何保全自己,如何避免恩将仇报。
他曾一度不理解陈楼的那些“善良”和“热血”,乞丐成群不是政府救助的缺失吗?纠正排队插队不应该是车站人员的责任吗?行人问路不应该问交警吗?陌生人丢了钱包不能回家不能上班,不是还有警察吗……他以纳税人自居,凡事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投入和产出,责任和义务。当然没有想到制度总有缺失漏洞,人们总有惊慌失措,政府总会力不能逮……
而假如真的人人如他一样,可能他这次的下场不过是客死他乡,墓志铭上“终年”之后的数字也不会太好看。
关豫心里矛盾,于是开始游历四周,他见过富人的别墅群,去过基贝拉的贫民窟,跟着一队义工旅行队伍做了两周的hiv宣传,还去过奴隶堡,看到了不归门以及“”的小牌。
他开始艰难地改变之前二十多年形成的价值观念,以及那些潜意识里的自我。
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他要一一辨别哪些是可以打碎重来的,那些是绝对不能动的。好在这么折腾,他也没耽误工作——他很快向公司申请建立了自己的项目部门。
非洲各个国家经济相差颇大,有钱人却也是不少。像是安哥拉的首都,一连几年消费水平都要远超香港等地。其中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是从欧洲进口,价格颇高。关豫游历的时候就有发现,于是回来立刻做了详实的调查报告,从市场统计到可行性分析,风险预估……大概他们老总也早有这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拖延,立刻批复。
到了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有了多处办事点,而几年下来,部门里能员干将也多的是。关豫已经节节高升,成了实打实的项目总监。如果不是他执意留非,现在已经可以回国拿干股当老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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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豫把那对母女送回家里,再回基地的时候筋疲力尽。和这边的负责人聊完正事之后,对方却递给他一盒药。
粉色药片,马拉隆。关豫曾见过老美带过,记得价格相当贵,折合人民币的话一颗就要三十多,单人份用量要好几百,基地里的一线用药都用青蒿素,关豫一时诧异,于是问负责人这药是哪来的。
对方说,“昨天不是来了队志愿者借宿吗,这是他们送的。”他见关豫目露惊讶,笑道:“你昨天昏昏沉沉的,送药的人还过去看你了呢。”
关豫昨天其实是感冒,保险起见先吃了抗疟疾的药而已。不过他当时状态的确不好,昏昏沉沉地还出现了幻觉。
负责人笑着说:“出来了就能看出还是自己国家的人好啊,陈医生还给大家留了不少军用驱蚊软膏,他说他要是从国内出发的话,就给大家伙带些清凉油和风油精了。”
“嗯,那就好好留着,”关豫挥挥手就要回去休息,走出一步去之后才突然停住,皱着眉问:“你刚刚说什么?”
“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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