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医院里，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她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手捧着化验单，她如遭电击，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会是阳性，怎么会是艾滋病。就在一个月前，她参加了义务献血，那时候，她一切完好。
医生用异样的目光望着她，安排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然后回到化验室拿起了电话。她如遭电击，痴呆呆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为什么会沾染上艾滋病毒。后来，趁医生不注意，她偷偷地从医院溜出。
她还心存侥幸，她想，医生会不会检验出现差错。
回到家中，她没有声张。林文革出去了，他们彼此的行踪都不会告诉对方。她开始翻检林文革的物品，从衣橱里悬挂的一件西装口袋里，她找到了一瓶药品，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她仔细地阅读着，才发现那是治疗艾滋病的药。♀
她清楚地知道，艾滋病并没有可以治愈的药品，最好的药品也只能延缓症状。被检测出爱滋病毒，就等于宣告了死亡。
黄昏时，林文革回来了。她愤怒地质问他。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就是有艾滋病，是半年前在美国被感染的，他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他的。在那个就像喝水一样随便而开放的国度里，他有多个性伴侣。
他说，他要报复所有人。
我们从酒吧出来已经是午夜，大街上一片沉寂，一棵棵高大的榕树像山峦一样无言地起伏，而远处高楼上亮着灯光的房间又像是点燃篝火的洞穴，不时有汽车引擎声低沉响起，像午夜狼群的号叫。我们置身在红尘万丈的南方都市，却仿佛置身在远古的史前世界里，一切都恍若隔世。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它每个月都有一次像圆盘一样饱满，又有一次像扁舟一样弯曲，几千万年，几亿年都是这样。♀月亮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月亮，而月光下的人，变换了多少次多少代。生命如此短促又如此脆弱，如此凄凉又如此痛苦，我心中掠过一声叹息。
王靖故作轻松地向我摆摆手，我看到月光下她的笑容异常凄楚异常忧伤，那在长发后若隐若现的一张脸，曾经美丽惊艳，曾经意气风发，而往日的自信和妩媚今天再没有留下一丝踪迹。她转身走了，夜风吹动着她单薄的身体，她像纸人一样一路走得趔趔趄趄，走得轻浮而飘忽，仿佛风中之旗。
我满怀着沉重的忧伤，眼泪差点掉落下来。我紧走几步赶上了她，我问，你要去哪里？
她凄凉地笑了，透过树丛的月光斑斑点点地洒落在她的脸上，使得那张脸变得恐怖而诡异。她说，我还能去哪里？那个家我是再也不想回了。今晚我就在大街上走到天亮。
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说，我陪你走。
她突然像触电一样躲开了我，她连连后退着说，别碰我，别碰我，我不能害你。
我摇摇头说，傻瓜，你以为艾滋病真的就那么可怕吗？我接触过太多的艾滋病人。也许除过高耀杰和桂希恩，再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艾滋病，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艾滋病人。
高耀杰和桂希恩是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曾多次出入艾滋病高发地带，用自己博大的爱心给予了艾滋病人生存的希望和信心。
在普通人群还不知道艾滋病这个“世纪杀手”是怎样一种病症时，我就开始了独自在中国这块曾经很纯洁的土地上进行关于艾滋病的采访和报道。那是上世纪的末期。
那时，只有少数内部刊物报道说，河南出现了一种奇观的病，病人不断发热消瘦，一个村庄每年总要死亡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医疗专家束手无策。
我是在做医生的舅舅家中看到那份记载这种“奇怪病症”的文章的，职业的敏感让我做出了此后想来是今生最大胆的，而当时还浑然不觉的选择。我按照文章中提供的地址，乘坐着一节散发着汗臭和脚臭的硬座车厢，从陕西来到了河南，又一路颠簸到了那个“奇怪病症”高发的村庄。事情比那篇文章记载的还要严重，不仅仅这个村庄，周围村庄家家都有病人，瘟疫弥漫在村庄上空，瘟疫笼罩下的村庄不闻鸡犬声。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纪杀手”会如何让人们谈之色变，我在村民家中，和他们一起吃饭，夜晚也和他们睡在一张床上，撕开一包烟，我们一人一根；打开一瓶酒，也一人来一口。我和那些患有艾滋病的村民们朝夕相处了好多天，他们才告诉我说，自从他们卖血后，才感觉身体不对劲，没有力气，急速消瘦。而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人卖血，卖血成为了他们的经济产业，成为了他们致富的手段。
我还在几户村民家中见到了当地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文件大力鼓励农民卖血，认为卖血会让他们快速致富，会甩掉贫穷的帽子。每个村庄的墙壁上都写有“想过好生活，就得多卖血”的标语。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匪夷所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几年后事实才证实了，就是因为卖血，才让这些可怜的农民走入死地。一个肮脏的沾染了爱滋病毒的针头，刺入了一个个农民的血管里，把死亡播种在他们本来很强壮的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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