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赶上游击队命好，就在还差两天就要到期限的时候，国发党第二集团军杀过来了，日本人在宜昌一带留守的兵力本不是很多，所以那些在三百米以外巡逻的闲人全被调到前线去了，军火库留守的人只有两个小队左右（日军一个小队编制约为四十人上下），除去换班休息的，站岗的也就三十多人，一对一硬拼都富裕了。这下可把队长陈健乐坏了，在最后一天晚上便带上所有人马突袭军火库，引爆炸药前缴获了不少94式手枪和手榴弹，整个游击队不但一人未伤，反而用上时髦装备了。
军火库被炸，可谓是给日本人来了个釜底抽薪，国十八军与第三军团均下了嘉奖令，可却不知道要嘉奖谁，军团所有下辖的师、团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炸了日本人的军火库，最后还是这个王团长上报了指挥部，**的高级将官才知道敌后还活跃着这么个骁勇善战的游击队。
这件事以后，指挥部对这支游击力量不得不刮目相看，逐渐开始给游击队下放一些比前线战斗难度更大的任务，例如什么炸仓库啊、火烧连营一类的，一直到枣宜会战结束，游击队与地下党重新取得联系为止。就在枣宜战役即将结束时，游击队接到了这么一个任务，便是配合工兵去秘密搭建两个法台。
“法台？”石三眉头一皱。
“对，法台。”黄老汉一个劲的点头，这两个字倒是能听懂。
根据黄宗属回忆，当时下达任务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将官，而是一位奇怪的人。所谓奇怪，并不是长相或举止，而是年纪很奇怪，据说是一九〇三年生人，按理说也就是三十多岁，但怎么看怎么像快六十的，对于一个小游击队，此人手上拿的竟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亲笔命令：资遣令贵部接受全权调遣，见此令者，如见德邻（李宗仁，字德邻）。下面则是鲜红的印章。看来这道亲笔命令就好比古代的尚方宝剑一样，只要是李宗仁的手下，见谁都有效，至于这位神秘的持令人，则由当时那个王团长亲自引见。
当时，宜昌市已经被攻陷，而游击队的队部就设在敌占区内，所以一切进行起来都相当的冒险。为了掩人耳目，江南法台的搭建被伪装成了民间的仪式，由游击队组织数百老百姓做掩护，而江北的法台因为离鬼子的巡逻点比较近，所以干脆就挖在了地下，所有活都是晚上偷着干的。游击队里有四个兄弟，家里祖传的石匠手艺，法台的所有方砖都是由这四兄弟亲手凿的，据说花纹是按道爷的图一丝不差凿出来的，江南江北两个法台一共是三百六十块石砖，足足凿了三天三夜，因为时间紧迫，四兄弟竟然活活累死了一个，而搭建法台的石柱子则是被装在棺材里（棺材里的确有死人，柱子就在死人下面）从外地运来的，究竟是来自哪里就不知道了。
“施法当晚，风云大作，江水倒流！”黄中华一边翻译一边冒汗，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往江里扔一个树杈子都会原地打转！”
在黄老汉的记忆里，有一天晚上，除了游击队员，所有村民都被告诫不要外出，而游击队的队员则与一个衣着便装的国民党侦察兵小分队一起负责守护法台。为此，王团长还派人给游击队队员每人配了一把当时最先进的卡宾枪，要知道，这可是连国民党王牌军都很难保证人手一把的时髦枪械，刚交到游击队时，大家伙连保险在哪都找不到。
“我曾和照片上那个道长有过一面之缘，想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当时大伙虽然迷信，但也分得清轻重缓急，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有修法台的钱，不如买几挺机关枪打鬼子啊！”黄老汉虽然年纪不小口齿含糊，但思维却非常清晰，“道爷告诉我：‘天下本无清静之处，无牵无挂，是以清静也，然天下遭劫，苍生涂炭，纵死焉能无挂邪？’我当时听不懂，便找人把这话写了下来，想等到道爷作完法好好问问也，结果...”说到这里，黄老汉竟然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结果怎么样？”石三迫不及待。
“我负责的就是江北，按道爷交代，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进去，我们一直在门外守了三天，后来觉得实在不对劲，这才进去，发现道爷他，他已经七窍流血而亡了。”黄中华给父亲边擦眼泪边翻译，“后来我们派人回去报信，才知道那边的道爷也捐躯了，不过是坐着死的，也是七窍流血。因为南边太平点，乡亲们就把道爷连带法台一起葬了。北边这位道爷死得太惨了，我们只能把道爷的尸体偷着运到江南再葬。”
“您知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石三眼圈也泛起一丝红润。
“后来我才知道，道爷作法的那晚，小鬼子有一批援兵连带武器弹药要走水路运到宜昌，道爷是豁出性命掀翻了小鬼子的船啊！”黄老汉泪眼朦胧，悲叹不已，“早知是这样，我卖了房子也得给道爷打口好棺材啊！可惜啊，我回去找那个下命令的，早就走啦，连两位道爷叫啥名字都不知道啊！”
“好像确实有这个记录！”吕队长一边搭腔，“枣宜会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只日本运输船队在长江上全军覆没！好几个大队的兵力与上千吨的武器弹药以及战略物资葬身鱼腹，这让武汉方面的日军也伤了元气，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增援了。当时当阳、荆门的陆上交通线已经被**切断了，盘踞在宜昌的日军进退两难，所以他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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