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性格里有相当一部分实干的成分，这个习惯使得她心里再怎么纠结，手上依然毫不停歇地做着实际的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她应该能更早地发现她的异常才对。
对于妹妹半开玩笑的话，叶静并没有太多反应，她点了点头：“或许是，人见得越多，就越难下结论。对许多具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人们都喜欢用‘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来评价，可我们应该知道，这话其实比胡说八道高明不了多少。官员，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这权力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组成社会的民众让渡的……我最近经常在想，我做过的一切，真的问心无愧吗？那些牺牲的人，为我所组织和鼓动，可他们的牺牲，真的是有价值吗……”
“姐，你这样想，难道是认为自己是神了吗？”傅秀在心里倒吸一口凉气，娓娓地劝说她，“牺牲，不是可以用精确数字计算的，照你这么说，那凡是我带兵挂帅打过的仗，伤亡都要算我头上喽？”
叶静微微摇了摇头，还要说什么，傅秀抢着道：“就是嘛！社会和历史自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你一个劲儿钻牛角尖，可有什么用？如果你认为接下来官场上会腐败横行，欺压老百姓，你不应该躲，应该起来应战哪！哪怕斗不过那些人，起码也能让人知道，官场上还是有好官的。”
“没用的，”叶静笑了笑，比了个隐蔽的手势，“纵容腐败和搜刮的是这个人，再说，人家上下一心，早达成共识了，我一个人有什么用？以卵击石而已。”
傅秀怔了怔，这才明白为什么叶静活跃过一段时间后又很快的沉寂下来。
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充斥的不平等本来就很常见，和路边的石头花草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过在姐姐眼里，这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东西。
她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宽慰叶静：“运动了这些年，新三座大山没打倒，倒出了不少闹剧，大家都累了，少折腾些，安安稳稳过上几年，也没什么不好。”
见叶静还是恹恹的，又说：“我还是那句话，国家危难之时才需要济时的英雄，危难过去之后，英雄也该功成身退了，至于拿一个国家做社会实验，你不觉得这手笔有些太大了吗？你在清朝进行的社会实验，咱们没有前后眼，不知道后事，但改革的过程中死的那些人，流的那些血，恐怕不少于和满廷打仗那会儿吧？”
她大多数时间是个心宽的人，但不代表她不会反思。
费了这么一番口水，叶静却没有什么被她说服的迹象，只垂眼喝了口水。
经过这次谈话后，叶静和傅秀这姐儿俩再没有就政治上的事做过任何交流，不久后，傅秀顺利毕业，在老师的推荐下得以留校任教，后来她的老师被派去东北支援高等教育建设，点将时也把她的名字加进了名单里。
女儿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傅家老两口在遗憾之余，也感到十分荣耀，对女儿的工作极为支持，就是对她迟迟不成家而感到不满，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来催婚，都被傅秀含糊过去了。
也是距离隔得太远，如果双方的距离近些，傅家老两口的耐心未必有这么多，说不定就要给女儿安排相亲。
东北的冬天太冷，寒假也长，开始傅秀还会抽一个月回家看望父母，连续几年被逼婚后，干脆连家都不回去了，只躲在叶静的家里度过假期。
八三年的时候，傅秀已经到二十五岁了，放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已经称得上老姑娘了，这年过年，她根本没敢回家，只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
这年头，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电视机都是个稀罕东西，马艳红穿着一身新衣服，看着桌子上的大彩电，一面觉得脸上有光，一面唉声叹气。
二儿媳张霞稀罕地围着电视机转来转去，脸上笑开了花儿，奉承婆婆，“还是咱秀儿，多有本事！看看这电视机，除了咱家，还有谁家有呢！”
马艳红虎着一张脸，闷闷不乐：“能挣钱有个屁用！老大的姑娘，都二十五了，连个家都没有！”
傅健从外头走进来，给屋里带进来一股子寒气，后头还跟着大大小小十来个孩子，赶着张霞叫婶子，赶着马艳红叫奶，嘻嘻哈哈地都去摸电视机。
“奶，怎么说呢，我姑可是有大本事的人，过了年我就上京里找她去。”傅健一下跳上炕，反驳道。
“那也得你考上得学才成，考不上，光身子一个，去了指望你姑养你哪？”马艳红没好气地说。
她一向最偏心小闺女，哪怕傅秀不结婚都成了她的一块儿心病了，她也生怕傅健过去白吃白喝，叫傅秀吃亏。
傅健笑眯眯地说：“奶又不是不知道我念书不行，我也不去白吃我姑的，就是开开眼界，再找个营生干干。”
这年除夕的晚上，傅家格外热闹，村里独一份的电视机引来了几乎所有村民的围观，屋里挤不下，院子里也站满了人，窗户上贴着一张张冻红的脸。
电视机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精彩纷呈的节目引起观众一阵阵欢笑，镜头转到观众席上时，竟然出现了傅秀的身影，穿着件大红羽绒服，脖子里掖着黑格子长围巾，一头长发顺滑无比，在灯光下，皮肤白得近乎透明。
马艳红惊叫了一声，就见她闺女转过脸来，笑眯眯地摆了摆手，就像在和她打招呼一样。
更大的惊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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