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利用跨境企业参与非法牟利、恶性商业竞争,甚至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周怀瑾说,“我不能认同,尤其我当时还听说他有个私生子,这让我非常愤怒。这么说可能有点冷血,但刚一听说他的死讯时,我第一时间没有感觉到震惊和悲伤,反而开始思考该怎么利用这件事,最后,我选择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揭开他的画皮,再把这件事栽赃到那个来历成迷的私生子身上,一箭双雕——我是这么计划的。”
“你回国不便,所以你还有一个帮手。”
“有,胡震宇是我的同学,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进周氏的时候隐藏了这一层身份,只有比较亲近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接下来,镜头一切,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展示了证据——有胡震宇和周怀瑾利用暗号互相沟通的秘密邮件往来、周怀瑾雇“绑匪”时支付的凭条、“假绑匪”的口供等等。
“一般这种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相关报道最少也都是几个月以后才会播,”陶然说,“这回情况特殊,媒体和周怀瑾准备时间都很仓促,周怀瑾能在不提他家那些‘亲生私生’烂事的情况下把话说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看他表现不错,是真想给他弟弟报仇。他这回不惜形象地抛头露面,咱们阻力会小很多——对了,检查我替你交上去了,我听陆局的意思,等这阵子风头过了就没问题了。”
骆闻舟脸上却没什么喜色,朝陶然一伸手。
陶然十分会意,往四下看看,从兜里摸出一盒暗度陈仓的烟,两个人好像逃课的大学生,一起鬼鬼祟祟地溜出了住院部,跑到一个僻静的墙角。
骆闻舟把拐杖扔在一边,吊着脚叼起一根烟:“内审怎么样?”
“没有进展,”陶然叹了口气,“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审查了一遍,真的跟审犯人一样,好在这回连你都直接停职,大家也都知道这事严重,比较配合——但真的没看出谁有问题,按照排除法来看,这内鬼恐怕只能是我了。”
“审讯周怀瑾的时候,当时能看得见监控的人都知道他说了什么,”骆闻舟想了想,说,“但是你告诉我,杨波在下楼之前收到了当晚跟踪他的几个兄弟的照片,这就有点奇怪了。”
市局去年为了规范管理,刚刚更换了针对外勤的“移动办公系统”,一项工作建档之后,如果有需要出外勤,需要在相关栏目下登记,发生紧急情况的可以回来补手续,不过要负责人签字,一般诸如盯梢之类不太紧急的,大家登记都比干活勤快。
针对杨波的盯梢是四个小时换一次班,刚开始有个值班表,不过到了具体干活的时候,同一组的成员之间经常会换班换得乱七八糟,骆闻舟有事一般只联系小组负责人,如果不登录办公系统查,连他都不知道当晚盯梢的是不是值班表上那几个人。
可杨波手上的照片信息确实十分精确的。
陶然点点头:“确实,知道那晚盯梢人都有谁的,要么是那个外勤小组自己的人,要么就是登陆过考勤系统。”
“有权利查看出勤情况的,整个刑侦队里只有你和我,以及局里各科副主任以上级别的领导们,”骆闻舟的声音几乎和他手指间冒出的白烟一样轻,“要么那个内鬼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要么有人黑进了我们花了大成本做的这套系统,而网监那帮人都是废物,居然毫不知情——你比较喜欢哪种答案?”
陶然觉得哪个听起来都挺让人蛋疼,疲惫地抹了把脸,过了一会,他又强打精神说:“还有两个比较好的消息,你听吗?”
骆闻舟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有胡震宇的配合,目前针对周氏的调查相对顺利多了,可能有他们三支公益基金涉及账目造假和跨境洗/钱的确凿证据,除此以外,他们还涉嫌在国内传播谣言、操纵市场、恶意抹黑竞争对手以及行贿。”
“经济案不是咱们主导调查的,”骆闻舟伸长了胳膊,往垃圾箱里弹了弹烟灰,“还有呢?”
“我还没说完――因为那边有了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境外协助——你记得郑凯风给他的打手发工资的那个神秘空壳公司吗?它以‘服务费’的名义,去年支付了一笔定金,前一阵又支付了一笔尾款,付定金的时间正好和董乾开始频繁收发邮件开始,而尾款正好是周峻茂车祸的第二天。”
骆闻舟愣了愣:“多大数额?”
陶然:“加起来有八位数。”
骆闻舟立刻说:“但我们没查到这笔钱。”
“订金数额不大,存在一个境外的户头上,开户的是一个空壳公司,负责人已经闻风跑了,但这家空壳公司曾经和董乾寄过东西,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尾款暂时没能追溯到,怀疑是通过地下钱庄入境后,还没来得及付给董乾,周家那两兄弟就又是报警又是策划绑架案,让警方介入了调查。”陶然说,“周峻茂出事当晚,杨波作为董事长秘书,曾经打电话给周峻茂的司机问候闲聊,司机说他好像在那通电话里透露过周峻茂坐的是什么车——另外,我们在郑凯风的燕城别墅地下室里找到了手工炸弹的制作工具。”
骆闻舟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你的意思是,郑凯风和杨波合谋,一个买/凶,一个当内线,策划了周峻茂的车祸,之后郑凯风知道事情可能败露,想带上杨波仓皇出逃,结果被我们堵了,于是启动了事先装在货厢下面的炸弹,打算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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