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退一步言，以孙君所引先生与王鹤鸣书而论，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资格，为经古文作拥护者，诚有“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不暇计也”之言，（按“是”与“真”不必相等，兹姑就常识论之）。然此特为经生发，为拥护经古文之经生发，为制敌发，所谓摇演谢短之说也。果必以此而谓不求用专求真，是最真之学莫过于“有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而最疏者莫过于“观世质文而已”（三语皆与王书中语），孙君又将何辞以为解？弟手中无先生书，不能自为其说多引左证，即就此次孙君两文中所引之言而论，已足大成吾说。如三十六期引论经史……不应……疑一文，于以碑版补正史列传之缺一事，而曰：“此犹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又曰：“研究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此岂纯任一“真”字而可辩章者哉？又曰：“我能知两万万人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则明标用字矣。
此次讨论之点，已非前两书论旨，弟本不欲再答，以灾《周报》篇幅，然此事确又为前两书论点之碣础，且亦即两人立言所以异之破，故不能不一言。近日事乱如麻，而此行来欧，箧中无线装书，《馀杭丛书》不仅续编不能得，即正编亦遍觅不得，故不能所引证；俟归国后当更为文申之，而此次辩论亦请暂止此。
孙君阅及此书，亦又来书论之，仍并录于次：
承视姜君第三书，本可不再置辨，无庸如郑人争年以后息为胜也。然有不能已于言者。馀杭先生自明其学为求是而讥致用，已若揭日月矣，姜君反谓其学为致用而非求是，以先生之说为制敌而发，目以摇演谢短，恶，是何言也！先生之学，以经学为主，而说经以古文为主，譬诸制敌，此乃其大本营所在，而非游击队，傥为之拔赵帜立汉帜，将无以自植坫坛；舍此而言其全，更非弟之所敢知也。至以“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观世文质”为言，纟由绎原书，不难解悟。盖先生以求是为君，犹庄周所谓无用之用（即间接之用），致用为匠，犹庄周所谓有用之用（即直接之用）。前引《易》一致百虑之说，即恐其混求是致用之分野，乃以其同而求其异。姜君能使之名实违反，二者易位，以先生所谓求是者即所谓致用耶？吾知远于辩章者有攸归矣（即后误引能知两万人姓名之说为言，亦囚不辨两者分野故耳）。总之说先生之学，必征诸先生之书，不则如韩非所讥鬼魅易画，远于求是已。侯姜君归国，共取先生之书再相质难可也。
姜君来书，并有“归期约在七月中，入故都当能一访高斋，以倾平日渴慕之情”等语，不佞亦甚愿相晤一谈，籍获教益；届时拟介绍两君晤面，以同门之雅，从容扬榷切也靡刂。（民国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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