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侯的失策
魏武侯的战略眼光没有父亲那么清晰，最大的表现莫过于战略上的盲目。魏文侯所体现的是总揽全局指挥若定，而魏武侯能做到的仅仅是独当一面，远不如父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
在战国初期，魏武侯犯下了不少战略性错误，不仅仅是错误的放弃赵国的同盟可能性。
秦国：秦国是魏国的宿敌，在魏氏家族还在晋国的怀抱中孕育时，由于封地与秦国接壤，双方就经常大打出手。最有名的当属发生在前594年的辅氏之战，当时的令狐文子魏颗打败秦军，生俘秦将杜回。此后秦魏两家多次交手，一直延续到春秋后期。
魏文侯成为晋国执政时，魏氏如同吃了兴奋剂，实力急剧膨胀，三晋屡次攻打秦国。特别是名将吴起上任后，秦国人吃尽了苦头。
然而魏武侯即位后，对吴起逐渐冷淡，在田文、公叔痤等人的排挤下，吴起恐为所图，另谋高就，投奔楚悼王，秦国人终于有了一些喘气的机会。
秦国在秦惠公死后，幼子昌继位，赵昌之母（史称小主夫人）监国，与秦国贵族矛盾重重，国家动荡不安。这让魏武侯想起了投奔自己门下的秦国公子师隰（一名连）。师隰本是秦灵公太子。秦灵公死后，叔叔悼子乘公子连年幼，夺位自立，是为秦简公。按说师隰本该是秦国名正言顺的国主。魏武侯会见师隰，提出帮助他回国，坐上秦君的宝座。这样魏国便在秦国树立亲魏实力，对魏武侯争衡天下可以减轻不少压力。然而睿智的师隰不会看不出魏武侯的用意，婉言拒绝了武侯的好意。师隰颇有大志，绝不甘心作魏国人的傀儡，况秦、魏还是世仇。终于前385年，师隰潜入秦国，秦国贵族发动政变，废秦出公，迎立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
秦献公即位后，没有丝毫意愿要报答魏国人的收容之恩，反而学习魏国人，将魏国的政治体制用于建设秦国。短短的几年间，秦国摆脱了被魏国人穷追猛打的尴尬窘境，潜心质变。一股封建改革的热潮正在关中大地散播。
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献公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之武屯乡）。献公迁都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西河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
秦献公主要是靠奴隶主贵族夺得政权的。但在夺取政权后，又要靠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来变法图强，因而要平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秦献公对地主和自耕农兑现了自己的行政纲领，继续推行初租禾，得到了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秦国在公元前四零八年开始实行初租禾。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土地占有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秦国的初租禾在东部边防地区推行得比较顺利，在奴隶主聚集的以雍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则受到了很大的抵制。秦献公把都城迁到东部的栎阳，就是要得到在那里占优势的地主集团的支持，而对西部的奴隶主贵族则没有硬性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为了稳定地主和奴隶主贵族两大集团，秦献公采用了一国两制的折中办法。
地主经济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原来奴隶主贵族家的奴隶和与当权奴隶主贵族为敌的人，有很多都依附到这些地主的身边，因为地主的剥削比奴隶主要轻得多，而且人身上也不受伤害，有行动的自由，甚至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奴隶主在追寻逃跑的奴隶和罪犯时，常常会追到地主这里，而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包庇他私藏的奴隶和罪犯。由于奴隶的大量逃跑和留下来的奴隶工作积极性不高，奴隶主的田地大量荒芜。时间一久，地主就以开垦荒地为由，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垦占有，与奴隶主就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产生法律纠纷。出于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争夺，地主与奴隶主的矛盾越来越大。但由于奴隶主贵族担任国家职务，因而地主在与奴隶主的争斗中常处于下风。为此，地主经常采用极端的方式来与奴隶主对抗。
秦献公在夺取政权后，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秦国的初租禾是实行得比较晚的，国内的奴隶主势力依然很强大。奴隶主贵族有减免税、减免劳役、减免刑罚等特权，而且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朝政和军队，常常可以控制国君的做法。秦国以前发生过多起强臣弑君的悲剧，就是因为他们掌握军队和朝政。秦献公知道奴隶主贵族是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的障碍，是国家实力的分裂者。但由于秦国的贵族是献公夺取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势力依然强大，秦献公采取了笼络贵族势力的办法。为了稳定国内的贵族势力，献公娶了他们中最有势力的一家的女儿为妻子。
在献公的领导下，秦人看到了秦国复苏的希望，许多人都追随献公建功立业来到了栎阳，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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