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竞争对手里,我相对会忌讳杨丽娟一些。她从幼年开始移民荷兰,本地语言的功底比我扎实,并且也凭借语言、文化优势,与餐厅不少熟客混得很好。比如这边流行的熟人见面礼是拥抱着对方互亲脸颊三下。这个我们三位女服务员中只有杨丽娟会对熟客这么做,我与丹丹都是用握手的东方习俗去替代的。
蒋经理宣布了这个重磅消息之后,我们三名候选人干起活来都明显比往常起劲了。有了原动力,时间也过得快,一眨眼就到了下班时间。
回家的路上又得经过那片小树林。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点担心会中黑人小哥的埋伏,于是大声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骑啊,往前骑”引得迎面骑过去的好几名路人多瞄了我几眼。
到家后我象征性地与弘毅拥抱、亲吻之后,件事情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收到关于欣仪的艳遇的最新消息。
而关系到自己将来前途的候选经理消息,我只当成次条新闻,等下再跟男朋友汇报好了。
因为毕竟还在待选阶段,假如我真已经荣升经理了,那又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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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已经呼叫了半天,程欣仪还没有丝毫反应,我只好先弃其重而取其次,把蒋宇今天下午的那一番话向弘毅传达了一次。想不到弘毅给我来了一句泼冷水的话:“你升任经理不好。那样咱们家里头的尊卑关系会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狠狠地用胳膊肘撞击了一下他的胸口:“你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你就不能也争一口气,跟我一道升职么!”话语里好像我的升值梦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似的。
在正常的工作日,我与弘毅晚上共度的时间都仅有一两个小时。这也是我十分不喜欢餐饮业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第二天要很早起来上班,所以他基本在零点前后就要上床睡觉了。我从餐馆下班到家却经常是晚上十点半前后。
年初我真的有放弃餐饮业工作,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新职业的念头。但这个念头一拖就快要半年过去,一点进展都没有。相反,假如我真的升职成为经理并拿到更高薪水的话,跨行业跳槽的念头就要无限制地搁置了。
所以弘毅对这个升职的事情还真没有很高的热情。但我盘算了一下,假如升职梦圆,我每月收入肯定得多个三五百欧的,这样每次可以多存一点在银行以外,余下的附加值还能多买一两件打折村名牌产品呢!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的数字概念都要强过家里这位学历远高于我的小哥哥。
要问我的金钱观?其实我没有明确的金钱观,不会去盲目追求大富大贵的,三分靠天分七分靠注定嘛。
而弘毅的金钱观与我基本接近。不过他肩负的家庭负担相对更为沉重一些。他是家中独生子,远在家乡的父母生活拮据,我未来的公公患有严重糖尿病,干不了重活。弘毅会将每月薪水的一部分留起来,然后不定期用银行转账,或者与朋友兑换人民币的方式寄钱回去,来尽自己的一份孝心。在这一点上,我无条件地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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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结一下,我俩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如果硬性要下一个定论的话,基本处于解决温饱奔小康这种状态吧。
至于具体的收入嘛,我也不怕公开了:我目前每月固定薪水是1900欧元,加上小费(荷兰干服务员工作的额外收入)平均能够达到2200欧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就是16000多元。而弘毅的每月税后收入也只稍微高于我。
两份收入加在一起的话,比起国内的大部分双职工可能要高很多。可是这边的生活开销大啊,每月光房租加水电费就得花去近千欧了,车子开销四百欧上下,还有医疗保险费、伙食费,手机、网络与其他杂费,在最好的状态下,我俩也只能攒下一份工资不到的钱。万一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来几份亲朋好友的结婚请柬(在荷兰别名“红色炸弹”,平均每份红包要送出300欧元),那么这个月就只好以收支平衡作为最高目标了。
这还是我们两人同时拥有全职工作,并且没有子女的前提之下的状态。
所以我理解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的缘由。也理解中国一步步放宽计划生育措施后效果不明显的背后理由。
弘毅与我吻别,先去睡房休息。我边看电视边等候欣仪的回复。
这时候手机铃声响了。我一看,来电的竟然不是欣仪而是钟清清。
清清是我的另一个重要闺蜜。就是下周一约定一起逛打折村的第三个女孩。
“小静不好意思,我这么晚还来打搅你,而且是一件不太好开口的事情呢。”
“你说吧,咱们都是自己人。”从社会地位状态来说,清清跟我比欣仪跟我接近些,她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打工族,目前在一家以卖炸薯条为主的快餐店工作。
“周子威想跟他哥哥一道把市中心那家亚洲超市给盘下来。我们盘算了一下,投资资金还有个小小缺口,你能不能”
啊?这还真是难以开口回绝的事情。借钱开店?周子威是清清的男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属于年轻的工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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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刚在算计着假如升任经理能给自己的经济条件带来何种改善,稍稍感到一点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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