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倔强,不通人情世故,这种性格决定了我失败的一生。这种性格传承自家族的血统,来源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当过工人,做过农民,更多时间是自由业者。主业是木匠,还会瓦匠,开过旅店、办过饭店,擅打渔,能打猎,会养蜂,通园艺,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生活的技能几乎无一不晓。但他认死理的犟脾气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坎坷坷。
风雨山神庙
我的父亲出生在闯关东路上的一个破庙里。
我的祖籍是山东沂水西马皇村。听老人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能出一斗芝麻的官。我的父亲终生没有机会回老家看一看,是他晚年的一块心病。1976年秋,我到山东公出,从益都(现改名为青州)坐大客到莒南,中午在沂水吃饭,终于见到了老家的面貌。我下了车,站在老家的土地上,迫不及待地四处张望。县城不大,也没有高大建筑。秋后的骄阳依然酷热,纵横街道都是土路,路上流淌着细尘,深可没过脚面子,一走“噗嗤、噗嗤”的,没有坚硬的地方可以下脚,只得任凭尘土溅满裤腿,灌满鞋窠。偶尔有车经过,扬起的尘土像一条翻腾滚动的巨龙,把街道两旁的一切都遮蔽了,半天尘埃才能落定。站在县城向四外望去,群山连绵起伏,满眼尽是黄埃埃的土地,没有绿意。地里晾晒着地瓜干,一片片白花花的。这里的人们很聪明,起了地瓜就地用一种一尺来长的小铡刀,铡成片晾在地里,等干了再收回家。往城的西南方望去,在山峰的前面,有一片凹地,散落着一些不太密集的土房,那就是西马皇村了。老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贫瘠、苍凉,丝毫没有风水宝地的摸样。
走进饭店,我和同伴要了四个菜一瓶地瓜干酒,有鱼有肉,东北人就是“好面儿”,不管穷富,出门在外总要好吃好喝,以免“跌份儿”。饭店的经理、厨师以为来了大客户,亲自过来殷勤相询,并问要不要鸡蛋汤,五角钱一碗。等端上来一看,哪还有汤啊,干糊糊的全是鸡蛋了。这时,进城赶集、办事的当地人也都来吃饭。他们花二分钱,买上一罐儿水,解下腰里的包袱,拿出黑乎乎自带的地瓜干煎饼,蹲在桌前的二人长凳上,吃煎饼喝水,连咸菜也不要。盛水的瓦罐,像东北的“药吊子”,只是多了一个长把。看他们吃的津津有味,我的心里有些酸楚。
吃完饭,继续前行。车走到城外,又上来几位乘客,最后是一位中年汉子,脖子上系着毛巾,身上穿着蓝色土布裤褂,腰里还系着绳子,手里拎着一把二胡。上车就站在车门口,高声说道:“旅途寂寞,我给大家伙儿唱上一段,唱好唱赖,大家给我呱唧呱唧。”说着,就把一条腿踏在上一级踏板上,支上二胡唱起来。他这一抬腿,屁股上的裤子绷紧了,自纺的土布经纬稀疏,再加上缝的针脚大,就开缝了,露出里面白白的肉来。旁边的人,看着掩嘴窃笑,他还以为是被他的说唱引逗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故乡尚且贫穷如此,何况更久远的年代呢?
我太爷高连文上有老母,下有四子一女,家中只有几亩薄田,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上世纪十年代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中国,国内军阀争雄,一片混乱,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老家又闹起了土匪。自古山东多响马,沂蒙山地势险要,是土匪经常盘踞的地方。经常有人被绑票,今天这家送回来一只耳朵,明天那家送回来一节断指,土匪为了索要赎金无所不用其极,赎金送不及时就被撕票,弄得人人自危、家家心颤。我太爷听人说,关东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连刨块石头都能挤出二两油,好讨生活,就决定闯关东。
闯关东路途遥远,又要漂洋过海,太爷拿不出买船票的钱,就上邻居张大哥家去借。邻居张大哥家人口少,地多,日子相对富裕一些。平时两家相处的极好,张大哥一听我太爷借钱买船票闯关东,拍着大腿,连说:“好、好、好!村头俺那个本家二小子,前两天不是被绑了去吗,夜个回来告诉俺,说听那伙人议论,还点到俺的名呢。俺家日子还过得去,你是知道的,俺这是叫那帮天煞的土匪惦记上了,早早晚晚得让他们绑了去。俺正愁怎么办呢,你这个主意给俺救了驾。你家的船票包在俺身上了,咱们一起闯关东去,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要走,咱就趁早,别让这帮毬攮的堵了窝里。”
经过短暂的筹备,两家人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逃难之路。大爷爷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太爷把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奶奶,人口少了,日子能好过些。我太爷领着二爷爷、我爷爷、奶奶、四爷爷和姑奶上了路。离井别乡,前途未卜,两家人都是满怀愁绪,走得很慢。我奶奶是小脚,又有孕在身,我爷爷就弄了一副架子筐,一头挑着我奶奶,一头挑着全部家当。所谓全部家当,也就是两床破棉被、几个瓦罐、两个泥盆和一口铁锅、几个粗瓷碗。
两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走到海边的龙口,从这里乘木船漂洋过海到了营口,张大哥一家要上牡丹江,分手后,我太爷领着一家,一路上讨着饭向长白山脚下的临江奔来。
这一天走到吉林省的通化庙沟,看到一座破败的庙宇,我太爷和兄弟划拉一些稻草、秫秸,打好地铺,全家准备在这儿歇脚过夜,休息两天。第二天,我太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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