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天下着滂沱大雨，我们班和其他班的部分同学到物理实验室去开会了，教室里只剩下辛智、张东和我。因为事先得到了通知，除了参加会议的同学，其他同学晚间可以不到校，所以别人都没来。
我们仨不知道他们开什么会，张东说：“我去听听他们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呢？”说着，他就穿雨衣出去了。过了好长时间，他回来对辛智和我说：“他们开的是团会，咱班有几个人入团，举行宣誓。杨山介绍咱班那几个人的事迹，说顾武主要是‘分化瓦解小集团有功’，还说古丽等人要求进步，不怕打击，帮助老师做了很多工作，等等。这不就是说，她告状有功吗？”
丽丽等人打小报告，早就有同学告诉过我们，但顾武的是实出我们的意料。很长时间，我们就很纳闷，有一些我们私下里议论的话也能传进老师的耳朵里？现在谜底揭开了，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对这些人，我们从心底生出了愤恨和厌恶，真想教训他们一顿，但议论来、议论去，觉得还是保持“我自岿然不动”为好。
我们仨向校外走去。雨下的小了，却起了风，风裹挟着雨丝，吹得人心里乱纷纷的，怨天尤人却又无处发泄的烦乱，搅得我们仨情绪恹恹的，话也懒得说，各自无精打采地回了家。
不久，政治鉴定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我一看给我的评语立时火冒三丈，却又无可奈何。杨山给我的鉴定是：“该生社会主义觉悟低，思想落后，拉帮结派，顶撞老师，破坏学校纪律，打击进步同学，阻挠同学要求上进，抵制新生事物。该生劳动好，学习成绩较好。”
这份鉴定可能终生随档，是考生的生死状。你报考的学校完全可以根据考生的政治鉴定，判定是否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我手拿这样一份政治鉴定，欲哭无泪。我愤恨的是，如果你鉴定的是事实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可这明明是扣帽子、打棍子，强加于人嘛！我始终认为，我的过错无非是年轻好动、好交朋友、义气为重，如此而已，岂有他乎？作为一个集团，哪怕是小集团，都要有目的、纲领、组织、章程等等的吧，我们有什么？就是几个朋友好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游戏玩闹罢了。说到“社会主义觉悟”，我们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懂什么“社会主义”？懂什么“社会主义觉悟”？课本没教，你老师没讲，我们还能“生而知之”去？说什么“顶撞老师”，更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任凭你杨山胡说八道、满嘴胡唚，不但是我，而且包括我们所谓“小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顶撞过你杨山。尽管我们心里不满，但从来没有公开顶撞过你一句。至于讥讽那些你使用过的“小特务”、伪装进步的“两面派”，首要的责任在你杨山。是你使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段，造成了同学们的分化、矛盾，岂能怪责到我们头上？说到我的学习还很吝啬地说我“学习成绩较好”，请问，学校里有几个学习比我好的呢？
张东的鉴定和我大同小异，辛智的略好于我们俩。鉴定的压力使我们没有心绪复习功课，整天处在忧心忡忡当中。我始终担忧“学校能不能让我参加升学考试呢？”
填报升学志愿了，我毫不犹豫地填了高中。我一心想读大学，家里也鼓励我考到哪，供到哪。学校为了提高高考的升学率，对初中各班级的学习尖子反复做工作，要求他们报考本校高中。孙兰她家里要她报考中专，好早参加工作，减轻家里负担。学校把她填报的中专志愿表退回来，告诉她：“报考中专？你想也别想。开学到高一?二班上学。后果然她就被分到了高一?二班。
升学考试终于来临了。母亲鼓励我说：“好好考。考上高中我给你做棉大衣。”我苦涩地笑了笑。直到考试的前一天，学校并没有取消我的考试资格，一颗高悬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考试的那天早上，母亲给我做了打卤面，预祝我考试成功。
考试气氛很紧张，拉的单桌，每个考场有三名外校的老师监堂，还有巡检来回巡视。医务人员在外面时刻准备着，警察把守着考场。由于这一段时间我也没好好复习，心里颇为忐忑。我尽力答好每一张考卷。每一科考完，同学们争相对着答案，教室里鼎沸的吵嚷能把房盖顶翻。我躲在教室外，拍着篮球，努力保持自己的冷静。这次考试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次，紧张地血液直往脑门上冲，脑袋混浆浆的，仿佛不受使唤。好歹没遇到太为难的题。考完监考的有一个建国小学的李发主任说我考得最好，我不知是否确实。
等待发榜的这段时间，我仍然担忧能否因政治鉴定而落榜。辛智、王贵他们每天来找我打篮球，然后上鸭绿江去游泳，尽量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一天，我们游完泳，我和于美业往回走，需要趟过头道沟河。河刚涨过水，还“豆青”着，我穿着一双母亲刚给我买的塑料凉鞋。那时刚兴塑料，我很珍贵。过河时，脚下一滑，掉了一只鞋。那鞋和河水的颜色差不多，无论怎么样摸索也没找着。于美业说：“你把那一只脱下来，扔水里，看看它能漂到哪儿，不就找着另一只了吗。”我依言照做，结果，自然是两只都没影了，只好光着脚回家了。
发榜了，我以浑江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浑江市一中高中。成绩不高，三科语文、数学、政治共244分。辛智第二，242分。孙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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