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画被劫，春勇自感震惊和愧疚，实也无颜再面对姐姐。返回苏城后，一连几日，均称病不出。连生意应酬也派下人前往。几乎弄得面目全非，令人猜疑。基本上，他是个习惯深思熟虑谋定后动的人。做什么事他都有全盘完整计划。经过了一番苦苦挣扎彷惶，犹豫，他渐渐冷静下来，于是派人四处打探，并把目光聚焦在拍卖行。他坚信；如此宝物，劫匪终有一日要出手。他一面照常地过日子，一面耐心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时间就这样滑过去，一晃到了10月金秋时节，那又是一个金桂飘香的季节。邓尉山区满山的桂花树上开满了金桂和银桂，当村民们在忙碌采着桂花的同时，菖蒲潭的后山深处薛永辉司令正在召集留守的游击队员开会。十几名战士圈地而坐围成一团，注视着首长，只听薛永辉认真而沉着地说道：“为了中国人民渴望的和平和民主，尽一切可能争取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要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为此决定我们让出苏南等8个解放区。苏南党政机关和部队要北撤到苏北解放区。而苏南解放区是我们党和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现在要让给国民党，非常可惜。但国民党要还都南京，我们在苏南地区他们不放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即使我们坚持留在苏南也是一支孤军。国民党要打内战，我们在苏南是难以立足固守的。现在苏南10万军民北撤，可大大增强苏北解放区的实力，如果国民党敢于进犯，我们更有力量打退他们的进攻。而我们让出苏南，还可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和借口，取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上级决定让我带少数精干的人员留下坚持太湖地区。虽然，我深知坚持留守太湖是非常艰难险恶的，但党的使命，绝对服从，义无反顾。我相信，我们的大部队是要回来的，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人民。请同志们作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随时准备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当时战士们斗志高昂，群情激荡。会议毕，稍息片刻，薛永辉便带着数十名游击队员下山直奔朱家而来。
10月上旬，太湖县党政干部和部队，跟随新四军独立二团北撤。薛永辉和留守的张文龙，张振东，周志敏等七八个人，到宜兴张渚开会，接受任务。在国共谈判中，同意撤出苏南等8个解放区，但要有留守人员，理由是；让出了苏南解放区后，还有一些未了事宜要由留守人员处理任务主要有三条：1，处理我党政军北撤后的遗留和未了事宜；2，保护群众的利益；3，如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留守人员可合法参加；如联合政府组不成，则作长期打算，坚持打游击，和国民党作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留守在太湖地区，当时的情况同抗日时期完全不同，那时主要是，大家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而战斗。现在，国民党接管大中城市以后，一步步对县、乡、镇加强其统治。当时抗战胜利不久，许多群众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而一些上层人士就倒向了国民党。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加强，逐步显露其**和镇压革命群众的狰狞面目，一些人以至在抗战时期对我友好的人士的处境一天天困难起来，期间，国民党曾进行多次“清剿活动”，企图消灭游击队，同时迫害，残杀党员和革命群众，太湖游击队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和紧张。
苏西是游击队留守太湖的主要阵地，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苏西，经受种种考验，含辛茹苦，长期坚持斗争。
开始，由于国民党忙于进攻北方地区的解放区，占领京沪宁杭及苏锡常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枢纽地区，对农村及小城镇，敌人的力量还控制不了整个局面，苏西同锡南一样，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游击队活动的余地较大，还能召开乡保长会议，也能通过他们收取税费，1946年，他们经费充裕，还支援过在锡北坚持的赵建平同志。当时的武工队员有周志敏，张振东，吴阿虎，卜泉金，谢玉林，苏水兴，陈阿猫，徐泉根绰号小豆腐，吕长根，仇寿男，钱锦男，张阿二，秦大刚，殷阿乾，朱阿林等十多人，还有一个长枪班，共计近30人。当时的分工；张振东在光福西华一带活动，带两个小组，五六个人；周志敏在阳东、阳西、浒关一带活动，带两个小组，有七八个人；薛永辉带朱金元，王益平，徐泉根及一个长枪班在太湖里转，有时配合其他组一起活动，半月左右碰头一次，而东西山没有力量，暂时放弃了。
蔡老大跟了国民党，担任了“督剿专员”。他还带着部队下乡来“扫荡”有一些原来跟游击队关系较好的地方社会人士，乡保长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认为过去接近**是为了抗日，现在中央军来了，新四军应该回到江北去，不应留在江南。在他们当中如西华的“大头太子”孙志远，光福镇长府祥生，邓尉乡乡长李传奎，这些人都受了国民党分配的任务。
李传奎仗着有个堂弟在中担任团长的威势，从此便在邓尉山区一带耀武扬威，公开与新四军作对，还常常带着保安队下乡武装逼租。不但要收当年的租米，还要追缴历年欠租，抓人逼租。不交租的农民纷纷被抓去关到警察署里，还要家里送饭送吃的。关押期间，被关的农民连开锁都要交费。本来地主收租有个规矩，过了农历十二月半就要暂停收租，等过了农历的正月半再收。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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