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茹回到了房里去,这才同谢锦言一道在餐桌上坐下。
此时已然快到下午两点了,纵然谢家是有着家人们一道吃饭的习惯,但他们回来的确实是有些太晚了。谢峰德和齐玉茹早已提前用过了餐,便连齐玉茹,也着实是因为心里对他们的晚归而有些放心不下,才生生在客厅里等到了他们回来。
餐桌上一片沉默。
原本,两人都不是什么沉默的人,此刻却少有的沉默。
他们安静的执着手中的筷子,将李妈热好的饭菜机械的送进嘴里,谁也不曾再提起半句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十分默契。
“我吃饱了。”
直到锦颐草草的填饱肚子,将手中的碗筷轻轻放下,这才打破了两人间那种难言的寂静。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谢锦言并没有回她什么。幸好她也并不强求——
今天的事是个巨大的冲击,对谁都是。
她转过身,缓缓地上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顺手将房门关上。与以往不同,她并没有首先躺在床上,反倒踏着有些沉重的步伐,沉沉地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之上。
身前的红木书桌之上,稍稍有些凌乱。被随手丢在一旁的钢笔,两三本被随意叠在一起的小说游记......
那是她经常在书桌前看书时所留下的痕迹。
但此时,坐在这熟悉无比的位置上,她的心情却较之以往相差太多太多......
拉开红木书桌下的抽屉,锦颐随手从那一沓白纸中抽出四五张,便轻轻摆放在了身前木桌的空处上。她又拿起那被随手丢在一旁的钢笔,打开笔盖,将它用墨水汲满后,便将笔尖落在了白纸上——
“在绥城的小镇上,有那样一个财主,我们姑且称他为李财主。
李财主有许多地,也有许多的钱。他不大在乎他手下的劳工是死是活,他只在乎他们能为他赚上多少钱,他能从他们的身上压榨出多少钱。他们如果是活着的,他便希望他们拼了命的去为他赚钱。他们如果不幸死了,或者他还有刻薄的吐一口口水,骂一句‘晦气’。
绥城很大,李财主是绥城最有钱的人,曾经他也一度以为他是天下最有钱、最会做生意的人。直到有一个外地的商人来到了绥城——”
锦颐写写又停停,最终如此写道。
救亡图存。要做到这四个字,哪是简简单单的说上一句“扬我华夏”便可做到的?
这个国家,从来便不缺乏懂喊口号的人。
她既然想到了要去改变些什么,那便必然是要抱着一股贯彻到底的决心。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她总是需要尽力去做些什么的。
说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她将别人看成是愚昧,熟知她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个傻子。一个人若与整个社会相差太多,最后的结果不是被同化,便是变成一个疯子。她只是选择让自己真正融合于整个年代罢了。
尤其,国难当头,没有一个人是能真正做到独善其身的——
“‘不,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弄错了?你再给我回去看看,你一定是弄错了!’李财主时而低声呢喃,时而摇头晃脑,始终不肯相信那新来的杨商人竟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便轻而易举的将他名下的米行生意尽数抢走。
甚至,他还以为这是米行的掌柜记错了账。于是他便像一个惯于使用骗术的人,喜滋滋的把自己给骗了,还兴奋于自己为自己所找到的那个拙劣的借口。”
锦颐手中的笔始终不曾停下,笔尖与纸张的摩擦间,不断发出“沙沙”的暗响。
曾经,她轻嘲如谢锦言那般的文人,哂笑他们对时政格局的探讨是一种对改变的渴望的自我满足,是一种徒劳的妄想。但现在,她想要学习他们。
这个时代,是属于文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文字惯于被浏览、语句惯于被倾听的年代。哪怕是半字不识的人底层劳动者,他们也会从别人的嘴中听到最新的新闻。
这个年代没有那样多高雅的人,那些所谓的文人风采,所谓的名流雅致,不过是整个社会百分之一的存在。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其实还是那些仍旧在生活困窘的边缘死死挣扎着的劳苦人民。
而她的文章,其实是写给他们的。
他们听不大懂高雅的语言,看不明白华丽的篇章。他们即便是听别人念报纸来打发时间,也更喜欢流于口水的语言文字。他们麻木,他们冷漠,因为他们受够了黑暗的倾轧,他们不能从那些文人的文字里得到丝毫的慰藉,他们,绝不是不想反抗的愚民。
没有人喜欢长久的低垂着自己的头颅,没有人喜欢用屈辱和凌虐去压弯自己的背脊。
锦颐如此坚信着。
她要将那些情感、道理、呼吁、呐喊,统统揉碎以后,再重新捏造成一个个崭新的故事融合进去。
她的文章,是写给天下所有人的,与识字与否无关——
“‘哎,你听说没?那个新来的杨商人对自己手下的人可真好!’
‘嘿,好什么好,他也只是对自己带来的手下好罢了。我有一个亲戚去他那里做工,虽然待遇不错,但那些人可都瞧不起我那亲戚了,明里暗里的总是在讽刺我亲戚是一条见着钱就扒上去的狗!’
李财主的店铺里,两个同是打扫的小厮,一阵窃窃私语过后,忽然便都沉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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