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上突如其来的变局，搞得姜灿有些措手不及。他早在kh公司退出之前就不止一次地找老总汇报，想尽力挽留kh公司的存在，想延长他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一种工作氛围。老总无奈地表示：不是不交给他们事情做，目前的状况，我们只有市场推广的执行工作让他们做。每个团体、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他们放弃，有他们的考虑，也许有其他更好的客户！老总一并表示，我们跟kh公司合同内的款项如数打给他们。姜灿考虑到很多方案在执行时需要一定的指导，他建议将kh公司原来的雇员招进企业里，完成方案执行方面的延续。老总权衡过后，对他进行了口头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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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呛（2）
人生的很多事，正如电视机不断变换的频道，每一个频道自有情节，但别人精心勾画的情节往往只是一晃而过。姜灿再次找到阿弥的时候，“职工之家”已经成为了“烟酒所”，口若悬河的创意总监，也成为了“烟酒所”里的小老板。但姜灿仍在工作中，所以他跟阿弥的谈话难免以工作入题—
“项目的事情戛然而止，我心里也觉得很遗憾！”
“没什么的，广告项目就是这样叫人琢磨不定，项目可以大到全案代理，也可能小到一张海报。你们也处在一个变革的行业，应该理解kh公司退出的苦衷。好在我决定留在成都，我们还可以是‘研究烟酒’的朋友啊！”阿弥边向姜灿展示新近搞到的法国烟、韩国烟、印度烟，边说。
姜灿说：“没想到短暂的合作，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想想真是所谓‘人生如戏’。”
阿弥把一支用印度烟丝手工卷制的纸烟递给姜灿，笑着说：“我有两个经历曾经对我影响深刻；一个是那年我们在汽车展上办展览，嘁哩喀嚓—两天内一个大的展览空间搭了起来。接下来的音乐、舞蹈、汽车、人群搞得热闹之极；但到撤展时，呼啦一下，展台拆啦！只剩下人去楼空的凄凉。”
姜灿说：“来去都很突然，神都没回过来哈！”
阿弥接着说：“另一个是小时候一不小心知道了父母曾协议离婚的秘密，搞得我整个童年都不快乐—生活像一场y谋！y谋可能是善意的，但是y谋就是欺骗。”
“……”
男人之间有两种话题，常常只能拐着弯讨论：一种是生意上上当受骗，另一种是在女人那里吃了苦头。姜灿很容易将第二种可能列为他们之间不能挑破的话题，因为他很清楚，阿弥心里需要重新考虑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做事、做什么事的问题；也需要重新平衡感情。自己何尝又不是这样，现在散掉的已经不是一种工作关系，更是一种情感关系。事实上也许自己的处境要好一些，经过了错位爱情的洗礼，好像文静对自己的感情已经比较清晰，现在的问题是自己变得复杂；就好像经过了泰坦尼克那样的劫难，有的人发现了真爱，有的人发现了其他的东西。
“我可能也会有些其他的打算！”姜灿突然说道，他拿着阿弥给的烟在鼻孔前来回地嗅着。
阿弥并不理解姜灿所谓的“打算”指的是什么，一脸的茫然。姜灿解释道：“我考虑再进校门，换个地方去读书。”
阿弥不认为曾经的事件足以促使姜灿做出这样的决定，毫无目的地问道：“你打算去哪里？”
“去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个e的课程，是跟国外大学合办的，我想去上他们的课程。”
阿弥一向对自己忽来忽去的游城游戏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别人出走异地表示惊奇。作为过来人，他知道，在城市间走来走去，就像乡下孩子赶集一样，累了的时候，总还是要回家的。但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权观念影响的不止他一人，被称为“飘一代”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将迁徙的自由—这种最基本的人权运用得淋漓尽致。姜灿在阿弥的眼中，曾经是“留鸟”，而不是“候鸟”；但他也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谁能反对他行使自己的权利呢？阿弥只是不希望姜灿同自己一样，飘来飘去地其实是为了躲开一些东西。比如，他从北京“逃”到广州是为了躲避一个患有结婚狂想症的女人；从广州出走上海又是躲开广州惨无人道的加班疲劳战。从上海来成都，也许是为了躲开coco。这次留在成都，他很希望不是为了躲；但或许他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短命的项目，而上海的位子又被别人取代，躲不躲都是一个道理—无法面对现实！阿弥应该很钦佩姜灿，他至少认为姜灿不是那种一g子就被击倒的人。
他不无关切地问姜灿：“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姜灿惨笑着对阿弥说：“我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跟你们合作的时候，把这个暂时淡忘了而已。其实要感谢这个结局，让我坚定了原来的打算。企业的问题，要从内部做起，任何外部的力量，都不足以带动它的发展。坦白地讲，我们企业目前的人力水平有待提高，我想从自己做起，出去镀镀金、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从内部解决的一种办法吧！好在大企业可以停薪留职搞进修的，企业里面有这样的指标。”
阿弥小规模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姜灿确实比自己更有执着的事业心，他一心所图的仍是他所在的企业。
姜灿马上又说：“心情还是很复杂，项目搁置后，我也觉得只剩些小事，能换个地方也好！”
姜灿的心情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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