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和图书的责任是让我开心。假如我在看电影或者时走了神、打瞌睡或者进入梦乡，那就是它们的失职，那就是坏电影和坏书。突出的例子是：罗伯特·穆西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及那个名叫奥利费·斯通或者昆廷·塔兰蒂诺的骗子的全部影片。
关于绘画和雕塑，我的艺术评价标准非常简单；凡是我在美术和雕塑方面有可能做到的一切，都是臭狗屎。只有那些我不可能模仿的艺术家。超出我平庸的创造能力之外的作品，才能证夜明他是艺术家。这个标准让我一眼望去就可以确定安迪·沃霍尔和芙里达·卡赫洛那类“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都是垃圾；反之，乔治·格罗茨、奇利达或者巴尔塔斯最肤浅的设计图也都是天才之作。除去这个一般性的规则，图画的责任也是要我兴奋才行（我不喜欢“兴奋”的说法，可即使我再不喜欢，我还要用这个说法，因为它把一种欢快的因素引进了最严肃的范围内，本地人比做：“让我完全做好甜蜜的准备。”）如果说我喜欢这幅画，可是它让我感到冰凉，没有任何戏剧性做a挑起的想象力，也没有勃起前g丸上的些许做痒，哪怕它是《蒙娜，丽莎》、《手在胸上的男人）、《格尔尼卡》、或者《夜巡》，那也是没有意思的玩艺儿。因此，如果您若是知道我对戈雅的态度，肯定会大吃一惊：戈雅是又一个神圣的魔鬼，我仅仅喜欢他画的有金扣拌、高跟、缎子鞋面、伴有针织白袜的鞋子；这是他在油画上给那些侯爵夫人们穿的。还有一点也会让您吃惊：雷诺阿的画，我只是怀着慈悲心肠（有时是高兴地）看看他笔下农妇粉红的p股；她们身体的其它部分，我避而不见，尤其是那戴着廉价首饰的面孔和萤火虫式的眼睛，居然抢在《花花公子》——拿开它！——那些“母兔”前面了。关于库尔贝，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搞同性恋的女人们以及让紧皱眉头的欧仁妮皇后脸红的巨大肥臀。
对我来说，音乐的责任就是把我带入纳粹感觉的眩晕中，让我忘记自己身上最厌烦的部分，公民和行政的部分，消除我的烦恼，让我躲进一个与这个肮脏现实隔绝的飞地里去，用这种方式，让我清醒地去思考那些幻想（通常是情爱的，总是以我妻子为主角），它们让我的生存变得可以忍受。因此，如果音乐到处都是，因为它让我太喜欢了，或者过于喧闹了，那就会让我分心，不能思考，如果音乐要求我注意去听并且果然吸引了我，——我马上举出卡洛斯·卡尔德尔、佩雷斯·布拉多、马勒、所有的民间舞蹈和五分之四的歌剧——，那就是坏音乐，是要从我的书房里驱逐出去的。这个原则当然就让我爱上了瓦格纳，尽管他的曲子里有讨厌的长号和短号；还让我尊敬勋伯格。
我希望这些匆匆举出的例子，我当然没打算让您跟我保持一致（更不愿意如此），只是希望它们向您说明：在我肯定情爱是一种私人游戏（伟大的约翰·赫伊津哈给“游戏”下了最高的词义）时我要讲的意思：在这种私人游戏里，只有自我、幻觉和游戏人参加；游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游戏的秘密性质、游戏与公众好奇心之间的隔绝程度；因为从公众好奇心里只能派生出使情爱游戏无效的力量来歪曲和c纵这一游戏的规章。虽然女性腋毛让我反感，但是我尊重那个说服同伴冲洗和热敷腋毛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目的是用嘴唇和牙齿戏弄腋毛，以便喊叫着高音c而获得心灵的陶醉。但是，如果他购买——比如在前女飞行员比阿特·乌赫斯遍布德国的性商店里——各种形状、体积、气味和颜色的人工腋毛和ym（吹嘘最昂贵的是“天生毛”），他绝对不能陶醉，而最多是同情那个被自己幻想的任意性歪曲了的可怜窝。
法律和观众对情爱的认可，会使情爱归市政府管理，会废除了情爱，会使情爱堕落，把情爱变成y秽，我认为这对于精神和物质都是贫乏的人们来说，情爱是桩悲惨的事情。y秽是被动行为，讲究集体主义；情爱是个体行为，讲究创造精神，虽然情爱有时是由两个或者三人进行的（我重申：反对增加参与情爱活动的人数，为的是这样的活动不偏离个人欢乐的方向、自主意识的训练以及避免被披着群众集会、体育锻炼和竞技的外衣所玷污。）。“垮掉一代”的诗人阿伦·金斯堡的论据只能让我鬣狗般地哈哈大笑（请看他在接受艾伦·扬格采访时在《所多玛的领事们》中的谈话），因为他在为集体于黑暗的游泳池里性j辩护时说什么：这种混杂性j是民主和公平的，因为借助同样的黑暗，可以使得美和丑、胖和瘦、年轻和年老的人有同等的享受快感的机会。这是多么荒谬的理由！简直是特派大员的口气！民主仅仅与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大小有关系，而爱情——yù_wàng和快感——如同宗教一样属于私人天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差异，而不是与他人的一致。性是不可能民主的；性是讲究“精英化”和“贵族化”的；来一点专制（经过双方协议）往往是必要的。那位“垮掉一代”的诗人作为情爱模式推荐的在黑乎乎的游泳池里集体性j，很像牧场上公马和母马的交配，或者很像乱哄哄的j圈里公j对母j不加区别的蹂躏，因此不能与生气勃勃的美丽虚构创造、r欲想象的创造混淆起来；灵与r、想象力与性荷尔蒙。品德的高尚与低贱都以平等的资格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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