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见《引论》第二十四讲。——英译注。
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理论结构基础的上述日常真理的有效性，不采用较难把握的新概念，并对无意识毫无所知；如果它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问题，仅限于去发现可以使人们生活变得轻松的技能，那么这个理论就一定会博得大多数人的青睐。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不需要多于一个以上关于原因的解释；他们并不感谢科学所作的深入研究，他们只想要简单的解答，并希望知道问题都已解决。当我们考虑到个人心理学是多么出色地满足了上述愿望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华伦斯泰（ein）1的一段话：
如果这个观点不是聪明得如此令人讨厌，我就会认为它真是愚蠢之至。
专家们毫不留情地抨击精神分析，而对个人心理学的批评一般说来却是温和灵活的。
当然，美国也有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经病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文章以反对阿德勒，其中对个人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深表厌恶。但是，如果说别人对个人心理学更为友好的话，那显然是与他们同精神分析的对抗大有关系的。
至于其他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无
1华伦斯泰（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注。
需详述了。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亦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你们只需考虑到：有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他们使得精神分析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致这些人不能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只需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同格言所正确主张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
当观点的分歧超出某种关节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沿着我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当理论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1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
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2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1这里暗指荣格（carlgu，1875—1961，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2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tery），有的选择道德冲突（et），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
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
1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ekel）。——英译注。
没有关系。
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
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
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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