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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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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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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