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巴掌用指甲盖利索地耕掉了柳叶鱼儿两面的鳞片，然后用掐下一丝鱼肉，抿在舌尖上，滋滋地咂了一口酒。他说：“你姑姑说得对，女人不裹脚，就是大脚臭婆娘，没人要。”
姑姑道：“听到没有？你姑夫也这么说。”
于大巴掌问：“璇儿，我为什么要你大姑姑做老婆？”
璇儿答：“大姑姑人好呗！”
于大巴掌说：“不，你大姑姑脚小。”
璇儿望着大姑姑窄窄的尖脚，又看看自己的天足，问：“我的脚，也能裹成这样？”
大姑姑说：“那就看你听话不听话了，如果听话，能裹得更小。”
母亲每每对我们提起裹脚的历史时，既像血泪的控诉，又像对自己光荣历史的炫耀。
母亲说，她大姑姑那刚毅的性格、利索的活儿，全高密东北乡都有名。谁都知道，于大巴掌是靠女人当家。大姑夫除了赌钱、玩枪、打鸟之外，啥也不干，家里良田五十亩，养着两头骡子，家务活儿，地里的活儿，请人雇工，都是大姑姑一手包揽。她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超过四十公斤，这么小的身体，竟能发挥出那么大的能量，的确是个奇迹。这样的姑姑，发誓要把自己的侄女培养成最模范的淑女，裹脚自然一丝不苟。她用竹片把母亲的脚夹起来，夹得母亲像杀猪一样嚎叫，然后用洒了明矾的裹脚布千层万层一层紧似一层地缠起来，缠紧了再用小木棰均匀地敲一遍。母亲说，痛得哟，用脑袋撞墙。
母亲哀求着：“姑姑，姑姑，松一点吧……”
大姑姑猛瞪眼，说：“紧是爱你，松是害你，等你裹成一双小金莲时，你就会来感激我了。”
母亲哭着说：“姑姑，我不出嫁行不行？我侍候您和大姑夫一辈子。”
大姑夫心软，在一旁插言：“稍稍松一点，稍稍松一点……”
大姑姑抓起一把笤帚对着大姑夫投过去。“滚，懒狗！”
大姑夫顺手抄起炕席上的一吊铜钱，跑掉了。
大姑夫赌博成瘾，每逢集市，半个集的人都能听到他吆三喝四的声音。他的手上沾满了铜锈，双手碧绿。赌赢了他喝酒，赌输了更要喝酒。喝醉了就在街上找茬打架。他曾经一拳打掉“铁扫帚”两颗门牙。“铁扫帚”何许人也？高密东北乡最有名的土匪。“铁扫帚”吐掉门牙，笑着说：“好劲头，入伙吧？”于大巴掌说：“你跟俺老婆商量去吧。”
大栏集上的人经常看到这样滑稽的情景：身体瘦小的小脚女人于鲁氏，揪着她的大个子丈夫的耳朵，雄赳赳地往家走。于大巴掌歪着头，唧唧哇哇地叫唤着，甩动着两只像小蒲扇一样的大巴掌。人们看到这情景，心中感慨万分：一个连“铁扫帚”的门牙都敢打落的莽汉，竟然被一个小脚女人管理得服服帖贴。
转眼到了民国，璇儿十六岁了，她的小脚终于裹成了。
“要想看小脚，顺着湾崖找。”母亲的大姑姑家，座落在莲花湾畔。半文不武的大姑夫，在自家大门口上挂了一块牌子，牌上写着：莲香斋。他也将璇儿的小脚引为自豪，并把这个非但小脚出众而且相貌超群的内侄女，视为待价而沽的奇珍异宝。“我家璇儿，非嫁个状元不可的！”大姑父说。人们说：“大巴掌，满清亡了国，没有状元了。”大姑夫就说：“那就嫁个督军。嫁不了督军，也要嫁个县长。”
1917年夏天，高密新任县长牛腾霄，下车伊始，抓了四件大事：一禁烟，二禁赌，三剿匪，四放足。禁烟断财源，明禁暗不禁。禁赌禁不住，随他娘的去。剿匪剿不了，索性拉了倒。只剩下这放足，没有什么关碍。牛县长亲自下乡宣传，造成了很大声势。
那是个七月里难得的晴天，一辆敞篷汽车开到了大栏镇。县长随从叫来镇长，镇长叫来闾长，闾长呼唤邻长，邻长传喻百姓。都到打谷场上去开大会，男女老幼，都要到场，不去者罚粮一斗。
在人们尚未到齐时，牛县长抬头看到大姑姑家门上的木牌，道：“想不到农家也有情趣。”镇长讨好道：“县长，这家里有一对好金莲。”牛县长道：“嗜痂成癖国人病，莲香原是臭脚丫！”
人们陆续到齐，集中在打谷场上，听牛县长训话。母亲说，牛县长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咖啡色礼帽，嘴上留着黑黑的髯口胡，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衣兜外当浪着怀表链子，手里拄着文明棍。说起话来嗓音沙沙的，像公鸭子一样。他口才真好啊，嘴角上吐着小泡沫，滔滔不绝，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母亲拽着她大姑姑的衣角，心里很怯。自从裹成小脚后，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结网，就是绣花。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羞怯得头都抬不起来。她感到，所有的人都在盯着自己的小脚。母亲说那天她穿着一件葱绿色缎子夹袄，袖口和下摆，都用丝线缉着万字不到头的花边。黑油油的大辫子长到腿弯。下穿一条扫腿水红裤子，裤脚上也缉着花边。足蹬一双高跟、木底红缎子绣花鞋，在裤脚里时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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